我,山東人,在美國做大學教授,46歲辭職改當農場主

我叫姜銘濤,59歲,現居美國威斯康星州馬拉松郡。上世紀八十年代末,我從山東農村走出國門,到加拿大讀醫學博士。九十年代,我又到美國讀了博士后,並被一所大學聘為助理教授,過上了兒女雙全、有房有車的體面中產生活。

對於一個從農村走出來的人來說,我好像是成功了,在象牙塔里爬了二十多年,終於變成家鄉父老口中那個爭氣的孩子。但實驗室長年枯燥的科研工作,越來越讓我身心疲憊,甚至出現了季節性抑鬱。

2009年,46歲的我選擇結束科研工作,讓下半生換一種活法。我辦過球迷俱樂部,做過報社主編,還當過保險銷售員,機緣巧合之下,我在美國買了片土地,最終成為一名農場主。

這些年經常有人問我同一個問題:你一個學了20多年醫的博士,不好好搞科研卻跑去種地,到底咋想的?怎麼說呢,用一句調侃的話就是「現在流的汗都是當初腦子進的水」。

當年我16歲上大學,選擇學醫本來就不是我的初衷,更多是為了出路而非基於興趣。事實也證明,比起整天在實驗室里擺弄一堆藥品、試劑和瓶瓶罐罐,我更喜歡開著拖拉機在農場里勞動。

我祖籍山東,1963年在威海乳山銀灘鄉的一個農民家庭里出生。我的父親因為口才好,能寫得一手好字,被選去支援建設大三線,從農民變成了國家幹部身份。我的母親是一個只上過幾天識字班的農村婦女,種地的同時還要拉扯養活我們兄弟姊妹四個。糧食緊張的時候,她就想辦法用地瓜葉、榆錢、槐花填飽我們姐弟幾個的肚子。

我這人不算勤快,小時候尤其貪玩,但由於父親常年不在家,我只能像個小大人一樣跟著母親去生產隊干農活。冬天到大田裡翻地、整平;春天到山坡上挖坑、種樹;夏秋農忙季節幫著收莊稼、打場,上學路上我都背著個筐,沿路撿糞作肥料。

記得小學四年級參加麥收,我因為幹活積極被生產隊記了4工分,那會兒一個成年男勞力也才8工分。因為農活幹得好經常別誇,我在種地這件事上找到了一種特別的價值感。

在我上中學的時候,農村還在搞人民公社,學大寨,整天熱熱鬧鬧,亂亂鬨哄的。學校對學習也不是特別重視,三天兩頭組織我們去參加勞動。有次勞動回來,班主任看著我滿頭大汗,就誇我「姜銘濤,你真是生產隊長的好料子啊!」

後來我在美國農場里開著拖拉機幹活的時候,一想到這兒就樂。我這不就是如老師當年所願,當上生產隊長了么?

1977年,國家開始恢復高考,有一天我正在生產隊的地里勞動,忽然聽到村裡的大喇叭在播送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的新聞聯播節目,恍惚記得說是「符合招生條件的工、農、兵等都可以自願報名,擇優錄取」什麼的。同年冬天,乳山縣要組建一個衝刺高考的重點班,我因為成績好被選上了。

班裡都是全縣各個中學選拔上來的尖子生,第一次上英語課,有個縣城的女同學上來就用英語來了個自我介紹,說「My name is XXX, I love 北京天安門!」什麼的,說實話我根本不懂,但聽著朗朗上口,羨慕得不得了。那時候我連26個英文字母都認不全,這也是沒辦法的事,鄉下孩子就是想學也沒那條件。

由於基礎相對較差,我開始拚命追趕。慢慢地,各科成績越來越好,特別是語文和物理,就像打通了「任督」二脈,幾次預考都是全班第一或第二。輪到高考的時候,我卻出了個岔子。上考場前一天晚上,班主任老師看我沒蚊帳就讓我去他家睡,一換環境我更睡不著了,快天亮才眯著一會兒。上午第一門考數學,我腦袋昏沉沉的,試卷都沒答完,最後只考了65分。

當年總分320分以上可以讀全國重點本科,280分以上能選擇省級本科。我總分306分,沒落榜,卻失去很多學校的選擇機會。填志願的時候,班主任跟我說,「銘濤你去學醫吧」。我很無知地問,「大學裡面還有醫學院?」老師說:「嗯,有,你記性好適合學醫,這個成績就報咱省醫學院吧。」

我一時不知道怎麼回答了。高考前,我一直想著自己物理好,也喜歡工科,本打算學個工程專業,以後當個無線電工程師什麼的,學醫絕對是我從來沒想到過的一個選項。我父親覺得醫生這個行業旱澇保收,穩當,也同意報這個。

在那個時候,能上大學的喜悅很快就沖淡了我無法選擇工科的失落。再說,對一個16歲的農村孩子來說,比起出路,興趣又算得了什麼呢?就這樣,在陰差陽錯之下,我報了山東醫學院(現在的山東大學醫學院),從此走上學醫之路。

1979年,我來到了省會濟南讀大學。醫學院本科階段原本是五年制,我入學那年剛好趕上學校響應國家號召,要成立一個六年制的英語醫學班。這次又把我選進去了,我很驚訝地問老師:我就考了35分,咋還選中我了呢?老師笑了一下,看著我說:不錯啦,很多人才考了十幾分。

看來不是我優秀,是其他人更差啊。後來進了英語醫學班,我開始專攻英語及基礎科目。在這個得天獨厚的條件下,英語基礎打得很紮實。我兩次參加學校競賽都名列前茅,還作為主持人組織了幾期競賽,語感越來越好。

相比英語,主攻的醫學專業倒讓我覺得少了很多樂趣。學醫是個慢功夫活兒,本科階段的醫學知識重在打基礎,有點偏文科性質,主要是記憶和理解。正如我高中班主任所說,我記憶力比較好,因此少了一些其他同學挑燈夜戰的辛苦,也沒有掛過科,但並不是真的喜歡這門學科。當時班裡有位同學暈血,學校不得已同意他換了專業,這件事都讓我羨慕了好久。

在英語醫學班學了六年後,轉眼要畢業了,我想著學好臨床能進醫院當醫生,就報考了本校的臨床研究生,開始專攻小兒科心臟病醫學研究。

那時國內開始流行出國潮,我導師是從美國斯坦福大學留學回來的,在他的鼓勵下,我於1987年參加了托福考試,打算為出國留學做準備。成績出來我自己都嚇壞了,滿分670分,我考了650分,這個成績在全國名列前茅,我自己都有點不敢相信。

1988年,我獨自來到加拿大安大略大學,開始攻讀心臟生理學博士。初到異國他鄉的新鮮感並沒有持續太久,幾個月後的第一個冬天我就覺得情緒低落,時不時有些壓抑。一方面是異國他鄉文化的衝擊,另一方面是被當地的氣候條件困擾。

出國之前,我一直生活在山東,習慣了四季分明的季節,而安大略省在北緯43度,地理位置相當於東北,冬天非常漫長,甚至到了四月底還看不到春暖花開的跡象。

幸好太太在一年後也來了加拿大,她是我的大學同班同學,研究生畢業前我們舉行了簡單的婚禮。她博士學校原本在美國,後來為了和我團聚轉學到加拿大。1995年,我們一起完成了博士學業。畢業后我先在多倫多大學工作了一段時間,太太則考下實習醫師資格。

也可能是「不到長城非好漢」的心理作怪,我內心有一種不到美國留學就沒到頂的感覺。不久后,我爭取到了去美國威斯康星州大學做博士后的機會,覺得那邊發展前景和待遇可能會更好一些。太太如果去美國做醫生,機會也會更多一些。權衡之後,我們全家人告別加拿大,於1996年來到了美國中西部的威斯康星州。

在威斯康星州大學做博士後期間,我成功拿到了美國心臟病基金會的基金,轉到威斯康星州立大學麥迪遜分校當上助理教授,從事心臟保護研究。美國心血管研究領域的旗艦雜誌叫《循環研究》,那十年時間,我先後在這本雜誌上發表過三篇文章。據說2005年的時候,浙江大學的老師如果能在這個雜誌上發文章,一篇就能拿20萬人民幣的獎勵。

後來我有一項研究成果被美國生理學會雜誌採用, 併發社論稱其為「里程碑發現」,認為我從理論上指出了線粒體離子通道對心肌保護理論的謬誤。這項成果讓我打破了對學術權威的迷信,卻也因此感到一種失落。

每一項科研成果,背後都是多少個日夜的煎熬。可能只有熱情,才能忽略掉高強度、長時間的工作投入和不對等收益之間的落差,才能克服科研中的那些沮喪時刻。對我而言,從選擇專業的時候就忽略掉了「興趣」這個關鍵因素,可以說一直是在忍耐中前行。

美國助理教授的合同一般是一年一簽,入職第二年開始,我的基礎工資就按百分比減少,收入主要靠科研經費。這意味著我每年都必須做出點成績來,壓力就像山一樣壓在心裡。除此以外,我還要經常參加校務會議、教務會議,每年給研究生講幾次課,哪一件事我都不敢懈怠。即使下班回家,我大部分時間也是坐在電腦前忙碌,總感覺每天都在高負荷地運轉。

每年到了一二月份,我都會出現季節性抑鬱,堅持了幾年,情緒越來越差,身體也開始出現問題。後來檢查發現是內分泌失調導致患上繼發性低血糖,吃飯越吃越餓,情緒躁動不安,醫生都建議我調養一段時間。

那陣子,我就在想要不要換個活法,真的不想生命再這麼浪費了。太太看我這麼痛苦,對我說,「既然做得那麼不開心,那就不要做了嘛。」於是,我在2007年正式辭去大學教職,開始走出實驗室嘗試不同的工作,還經常組織華人社區的一些公益活動。

那年7月我看到中國球員易建聯被雄鹿隊選中,就在華人社區成立了「易建聯球迷俱樂部」,因此認識了「姚明球迷俱樂部」的主席謝忠先生,後來他支持我做了華人報紙《密城時報》的主編。與此同時,我還做過一段時間保險投資,學會了與不同行業的人打交道,終於蛻掉了那層書生皮。

2009年,太太受聘到馬拉松郡沃索市(Wausau)一家醫院任主治醫師,我們全家就一起搬過來了。沃索市(Wausau)是馬拉松郡的縣駐地,Wausau是印第安語,意思是「Far Away Place」(即遙遠的地方)。最初是因為威斯康星河流經這裡,吸引了早期移民來到這兒生活定居。這段一百多年的歷史讓我很受觸動。美國這麼肥沃的土地,彙集了世界各地的移民來開拓,為什麼我們中國人不能做呢?

我經常和華人朋友開玩笑,你說咱們中國從800年前的明朝開始,鄭和就已經七次下西洋,如果當時再大膽一些,說不定現在美國都說的是漢語,誰是「外鄉人」還不一定呢!我想起老輩山東人「闖關東」謀生活的歷史, 當時的想法是:既然我已經「下西洋」了,何不也在這邊開疆拓土?

那段時間最應該感謝的人是我太太,她做主治醫師后,在經濟上給了我選擇的機會,讓我辭職后無需憂慮眼前的麵包和牛奶,可以放開手腳去尋找心中的詩和遠方。剛到馬拉松郡的時候,我經常到周邊田間、山頭去轉轉,聞著土地、森林和花草的芳香,越來越迷戀那種親近大自然的感覺。

恰好那陣子在網上了解到蔬菜大棚,我就萌生了做日光大棚的想法,想學習中國東北的種菜經驗,種點黃瓜、西紅柿什麼的。國內國外有些朋友知道我們搬到了馬拉松郡,經常托我幫他們去買當地特產花旗參。我想它應該是個全球產業,反正都是種地,那不如直接種花旗參好了。

俗話說隔行如隔山,這個道理我深有體會。在馬拉松郡,花旗參大多都是家族性產業,種參的經驗也是代代相傳,一般不傳給外人。何況我一個「外鄉人」,想在白人農民為主的人蔘種植行業爭一口飯吃,很難。

剛開始,我只做和花旗參有關的營銷工作。即便如此,有這麼一張華人面孔突然出現在當地的參農群體里,我經常能感受到一些好奇,甚至是異樣的眼光。

有次我到參農合作社去拿貨,走的時候把支票放在了經理辦公桌上,可能他沒有看到支票。本來這是個打電話問一下就能解決的小問題,他卻直接發了一封措辭強烈的簡訊,說要通過律師訴訟我,讓我感覺到了明顯的敵意。

儘管初期經歷過一些不愉快的事情,我後來還是幸運地遇到了貴人,其中一位名叫大衛,他畢業於美國西點軍校,是一位曾三次遠赴中東前線的退役上校。大衛是猛客家族參場(Monk Garden)的第三代傳人,他的家族來自英格蘭,在馬拉松郡種參已有超過百年的歷史。正是大衛的出現,才給我深入花旗參行業打開了一扇門。

我們認識之後越聊越投機,很快就開始談合作。我利用國內同學、朋友大量的人脈資源,幫他們家參場打開了中國的銷售市場,並且與國內一家著名的中醫藥館達成合作意向,取得了商標授權。

那幾年正趕上國內經濟高速發展,花旗參市場也很火熱。2009年在本地遇到一位國內商家的採購員,他說現在市場這麼好,我們一起種植花旗參吧, 將來我買你的產品。就這樣,我「以無知者無畏」的心態開始了創業之路。

從購買農場到學習開拖拉機、種植花旗參、管理農場,我的熱情一發不可收拾,憧憬著從一介書生脫胎換骨為美國版的生產隊長。對於我的選擇,當時在朋友圈子裡引起了一片嘩然,有人為我點贊,也有人表示不解。但這些都不重要,因為我找到了自己的興趣所在。

師父領進門,修行在個人,在實驗室坐了幾十年,突然到田間地頭忙活,對我來說也是個不小的挑戰。從整地、打樁、播種、拉遮陽棚到修理農具、拖拉機都得從頭學起, 除了流汗,有時候還會流血。

每開闢一個新的基地,我都難免受點傷,半路出家的水平還趕不上美國農民的童子功。說實話我真不服,想當年十幾歲的年紀就能頂半個男勞力,現在有什麼不行的?

要說種參最辛苦的力氣活,應該算是每年播種后搭遮陽棚的工作,每英畝地要打上168根15厘米粗的木樁,再用300多米長、總重達1噸的鋼絲繩搭成架子,用來固定透光透雨的遮陽篷。一根木頭50多斤重,都是我自己一趟一趟去扛。忙一天下來身體會很累,不過心情是非常舒暢的。

搞農業很多時候要靠天吃飯,種參也一樣。記得有一年秋天,我在朋友推薦下租了一片處女地,美國農業部的網站上顯示這裡的土壤性質是沙壤土,特別適合種花旗參,我就趕緊種上了。沒想到第二年春天發芽時,很多參苗根部都出現了黃色銹斑,說明這裡的土壤條件很差。

按理說應該止損放棄,無奈第一年投入太大,我於心不忍就留下了參苗。第三年雪上加霜,遇到倒春寒天氣,又凍死30%的參苗;第四年已經無法改變局面,只能想辦法彌補損失,收穫一部分有機參葉做茶,代價是收穫的時候產量只有平常的1/3,可謂損失慘重。

那幾年我經歷了慘痛的教訓,天天泡在地里風吹日晒,人也晒黑了不少,但我的心情和身體是越來越好。每天在農場里呼吸著土地的芬香,接觸著本分的農民,在田野、山間和各地的花旗參商業圈出入,讓我覺得生活中充滿了色彩,抑鬱情緒一去不返。

來自陌生人的幫助,也讓我的心態變好了很多。和周圍一些老參農交流的時候,他們告訴我,原本大家怎麼都不相信一個醫學博士跑來種地當農民,肯定有什麼企圖吧?接觸久了,他們發現我挺實在的,其實也是個像他們一樣的大老粗,所以慢慢地都願意幫我。這種感覺,就像我們國內說的「有人情味兒」。

有一次我批發了8萬美元的花旗參發到加州去,本來答應是一個月之後回款,後來對方沒有及時回款,到交貨款的時間我手頭只有4萬美元。倉庫的老闆就幫我墊了剩下的4萬,避免了我發生違約,那會兒我才認識倉庫老闆三個多月,說明我們此前的合作經歷讓他對我很放心。

這些朋友和我之前在學術圈接觸到的高知群體有所不同,不會張口就是學術,一聊就是理想。他們更加務實,更容易滿足,所以快樂來很簡單,相處起來完全不會有心理負擔。

在我交往的本地朋友里,有一個叫Bob的「奇人」,他文化程度不高,主要從事養殖及狩獵、采參。剛認識的時候,他主動提出來要給我辦公室裝飾一個稀有的孔雀模型,令我很感動。後來我才知道是因為他養的孔雀被凍死了,不得已才做成模型找我這種人買單。後來我們成了密友,我經常拿這事調侃Bob,而他每年都給我帶來熊肉還有貂皮、熊皮這些好貨。

從Bob身上,我見識了美國農民的精明能幹,也學到了很多生活知識。有次Bob看見我那輛車剎車有偏差,二話不說直接爬到車底,用一枚釘子就解決了一側液壓漏油的問題,看得我這書生目瞪口呆。這些實用的生活技能,都是我過去在實驗室里不可能學到的。

平時除了待在農場,我還經常參加當地的各種野外活動,比如每年9月1日開始的野山參採集季,很多周邊的農民都會進山采參,我也不例外。在美國,各州及聯邦法律規定對進山采參都有著明確的規定,會規定多少大小的不準採集;所有採到的參都不能私人買賣,必須由經紀人收貨並註冊認證。

看似不起眼的采參活動,實則有可能丟了性命,因為美國法律規定,除了國家森林與公園之外的地方都不準採集,私人領地同樣不許進入。曾經有兩兄弟進山采參后失蹤,我們猜測有很大可能是跑到他人領地偷參被打死了。

為了安全起見,每次進山我都會雇一位印第安人「老把頭」做嚮導帶我去,我稱呼他「肯老大」。肯老大除了做嚮導,還是一位藝術家,人活得非常洒脫,從不攢錢,導致經常入不敷出。離婚後他因為付不起孩子撫養費三次被投進監獄,每次這傢伙都寫信向我求助。今年7月,我又去監獄幫他付了967美元的費用,還幫他重新獲得了工作機會。

到了冬季,我所在的威斯康星州還會舉行為期十天的獵槍狩鹿季節,這是當地持續了百年的一項傳統,一般都是男女老少齊上陣,爺爺、爸爸負責給兒孫傳授狩獵技巧。根據州自然資源廳發布的數據,威斯康星大約兩三百萬頭鹿,預計每年有20萬頭左右的鹿允許被合法狩獵,以維持生態平衡。

為了能近距離體驗狩獵活動,我也申請過狩鹿執照,並且接受了幾個小時的槍支使用和安全教程培訓。那天不到凌晨6點就起床出發,還要按規定穿上醒目的熒光橙色外套,防止被其他獵手當成鹿誤傷。

鹿的嗅覺很靈敏,我頭天晚上洗澡都特意沒用沐浴露,就怕第二天被鹿聞到嚇跑,可惜還是空手而歸。之後幾年我又試過很多次,經驗多了,也會有一些不走運的鹿撞到我槍口下,那種「老獵手」的感覺還是不錯的。

除了參加這些戶外活動,我還在堅持做公益。2017年,參場種植完還余了不少種子,我想不如把剩下的種子都送給大家吧。美國各地其實有很多貧困山民是買不起種子的,有的連銀行戶頭都沒有。那年我一共送出去價值近10萬人民幣的種子,幫助到幾百戶山民。

過去五年,我又免費向上千山民發放了1200萬粒花旗參種子。按照十年之後10%的生存率粗略計算,將來至少可以帶來大概500萬美元的收益。

這些種子可以繼續繁殖,不斷繁殖,影響未來幾代人。有個山民很認真地跟我說,「銘博(Dr. Ming)啊,將來我的孫子來找你的孫子賣野山參好不好啊?」,說完大家都開心大笑。別說,或許幾十年後這個願景還真能實現。

美國流行一個詞兒叫「紅脖子」,它是形容那些脖子被太陽曬得通紅的白人農民,有種大老粗的意味在裡面。現在我就是一個典型的「黃脖子」,生活簡單,也算在喜歡的領域做出了一些成果。最早我只有兩萬美金起始資金和一把鐵杴,如今發展出了5個種植基地、1個加工廠,還有自己的花旗參品牌。

種參的人都知道,人蔘味苦,通常三年開花,五六年才能結果,開花容易結果難。人生亦如人蔘,或是厚積薄發或是劫後餘生,總要深深地紮根下去,經歷那些難熬的日子,才能真正體會到結果的快樂。

有句話叫「種一棵樹最好的時間是十年前,其次是現在」。能做喜歡的事情,同時有餘力可以回饋社會,這些都讓我覺得非常滿足。我很慶幸自己在13年前選擇走出書齋,回歸自然。這是一場尋根之旅,讓我開墾出了一片天地,找到了自己的樂園。